历史上奢靡之风为何屡禁不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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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︱瞭望智库

三千年前,周文王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制止奢靡浪费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。他这样告诫自己的儿子:“不为骄侈,不为泰靡,不淫于美,括柱茅茨,为民爱费。”不要骄纵奢侈,不要过分浪费,不要贪恋华美之物,柱子不需要雕饰,屋顶用茅草盖住就好,要为百姓珍惜物用。

  《尚书》“克勤于邦,克俭于家”的思想传承至今,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”的道理谁都懂得。

  然而,纵观几千年中国古代史,奢靡之风却始终刮得很猛,统治者们颁布了无数次“禁奢令”也无济于事。

汉朝:一顿婚宴吃到你破产

  受发展水平制约,我国古代社会早期经济太落后,想铺张浪费也没有条件,因此除了少数传说中的荒唐帝王,即便是社会上层人士,也很难有过多的财富可供挥霍。

  到了汉代,高祖定天下后,历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,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,奢靡之风开始露头。汉武帝时期国力日增,达官贵人普遍讲究“衣则绫罗绸缎,食则山珍海味,居则楼阁台榭,行则前呼后拥,其一举一动、一器一物,无不讲求排场,务崇华丽,侈风盛行”。

  重见天日的文物记载着两千年前那一幕幕金雕玉砌的奢华场面。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为例,仅漆器就有多件,每一件都极其精致,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,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可见一斑。

  还有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里的金缕玉衣,这种价值连城的“超级奢侈品”在河南、江苏、河北、安徽、山东等地都有出土。

  此外,汉代社会奢靡之风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嫁娶方面。东汉思想家王符描述当时富贵人家婚嫁的场面非常盛大,“富贵嫁娶,车軿各十,骑奴侍僮,夹毂节引”。

  如此高消费显然不是平常人能负担得起的,但是风气如此,老百姓婚嫁也只得硬着头皮充场面。婚宴的一顿饭就能把一个家庭吃破产。“一飨之所费,破终身之本业”。

魏晋:斗富、拜金之害甚于天灾

  魏晋乱世,战火连绵不断,朝代频繁更迭,人民生活朝不保夕。这种状况衍生出“及时行乐”思潮,进一步助长了奢靡风。

  魏明帝曹睿“好修宫室,制度靡丽,百姓苦之。帝自辽东还,役者犹万余人,雕玩之物,动以千计”;孙吴末代皇帝孙皓“破坏诸营,大开园囿,起土山楼观,穷极伎巧,功役之费以亿万计”。三国归晋后,深谙艰苦奋斗和勤俭兴国道理的晋武帝司马炎力倡节俭、反对奢侈。然而,日子好过了,晋武帝开始骄傲自满,而且贪图享受,后宫佳丽近万人。

  上梁不正,下梁便很容易歪。西晋上层社会迅速掀起强劲的奢靡风:两大巨富王恺拿了一株2尺高的珊瑚树炫耀,石崇挥起如意就把它打碎——王恺正心疼,石崇微微一笑,命人拿来六七株珊瑚树,每个都有三四尺高……于是,王恺被打击得“恍然自失”。

  奢靡、比富之风引发的拜金主义,弥漫到整个社会。奢侈动摇国本,拜金腐坏人心。太仆刘毅、御史中丞傅咸等少数有远见的官员深感忧虑,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整顿社会风气。傅咸称“奢侈之费,甚于天灾”。然而,已经膨胀到听不进劝谏的司马炎认为这些不过是小节,不必大惊小怪,因而未予重视。

唐朝:坐享大好江山的子孙忘了本

  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代得失中悟出奢靡浪费祸国殃民的道理,亲自撰写文章,阐述节俭的重要性。在《帝范》中,他说:“夫圣代之君,存乎节俭。富贵广大,守之以约;睿智聪明,守之以愚。不以身尊而骄人,不以德厚而矜物。”

  在生活中,他以身作则、带头节俭。因为患有“气湿”病,李世民怕潮。朝中大臣们看见秋雨连绵,皇宫里潮湿,再三请求新建一处宫室,但李世民担心花费太大,一直不答应。

  唐太宗身后,也有几位皇帝令行节俭,比如唐高宗和唐文宗等,多次下令革除奢靡之风。

  但是,总的来看,坐享大好江山的李唐子孙们渐渐忘了本。唐代经济进一步发展,交通发达,内外贸易往来日渐增多,人们不仅追求本土的奢侈品,而且,开始对来自远方、长久只闻其名的稀有珍宝趋之若鹜。

  杨贵妃喜欢吃荔枝,但是,在没有冷链的一千多年前,这种水果在长途跋涉之中很难保持鲜甜多汁,为追求色味俱全,唐玄宗专门开辟了一条从岭南通往长安的“荔枝道”;天宝年间,公主们喜欢各地的“水陆珍馐”,不远万里运到长安,“一盘之贵,盖中人十家之产”;名将郭子仪入朝,宰相元载等设宴招待,一顿饭“共出钱三十万”。

  有唐一代,如此穷奢极欲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上流社会奢靡成风,有点家产的老百姓争相效仿,长安富户王元宝“以锦文石为柱基”“以铜线穿钱于后花园径中”,为的是下雨天不会滑倒。

宋朝:不以奢为耻,争相“晒幸福”

 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王朝,官员待遇好到了荒唐的地步。当时,官员收入一般分为三个部分:俸料,类似基本工资,发放的是货币;衣赐,类似于实物福利,主要有绫、绵、绢、罗等物;禄粟,类似于生活补贴,主要发放的是粮食。

  以宋朝枢密使的月收入为例,三项折算成货币约为贯,即50万枚铜钱,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60万元人民币。算下来,高级公务员的年薪高达万元!

  除此之外,官员每个月还能领到“添支钱”“餐钱“以及柴火、干草等实物补助。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下,如此高薪和高福利无疑成了奢靡之风的助推器:

  穷书生出身的吕蒙正,当了大官以后,喜欢上了鸡舌汤,喝一次汤就要杀上百只鸡;一代名相寇准,动不动就在家里摆宴席,席上必须用特制的巨型蜡烛,将夜间照得亮似白昼;翰林学士蒲孟宗,自家人吃顿饭,往往也要杀十来头猪。

明朝:衣食住行,全民攀比

 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,知道生活的艰辛,所以特别强调节俭,“珠玉非宝,节约是宝”。在这方面,他以身作则,要求皇宫里的设施、用具不能带金,以免浪费,需要的地方都用铜代替;他睡的床很普通,“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”。

  然而,历史总是重演。日子慢慢好起来以后,朱元璋的后代又走上了由俭入奢的老路。不仅皇亲贵戚、文武百官,就连社会上的普通人也慢慢受到此风影响。

  正德到万历年间,奢靡之风最盛,整个社会呈现出竞相“比奢”的风气。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,从皇室宗亲到民间,无不攀比竞逐。

  这一时期,人们在婚丧嫁娶方面的花费更多,“婚嫁之具,或移业产之半”,出现了“嫁女或至于破家,治丧不难于鬻产”的问题。因为担心拿不出丰厚的陪嫁,有些地方出现了“生女而溺之”的丑陋现象。

清朝:在吃上大讲排场

  康雍乾三朝,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,从公卿到贩夫,人人追求享受,在“吃”上的花费更甚。记录当时地方风土人情的《兖州府风俗考》中称,“婚丧嫁娶之间、饮食宴会之际,不知检束,任意糜费”,甚至“一事可耗数事之费,一日可靡数岁之积”。学者方行在《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》一文中估算,当时民众的粮食支出约占每年生活消费支出的70%。

  纵览古今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奢靡之风祸国殃民程度之甚:大量人力和资本集中在奢侈品生产和相关服务行业上,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、使农业等领域人力投入不足,而且使商业畸形发展。

  奢靡之风还是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。它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,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腐坏人心、败坏了社会风气,同时,给政治腐败的产生提供温床,当情况恶化至系统性腐败时,王朝便走向了穷途末路。

  统治者不是不懂得这些道理,而历代也不乏禁奢的律令,那么,为何几千年来奢靡之风屡禁不止呢?

  首先,统治阶级未能全面、深入地认识到奢靡之风造成的危害。如司马炎等人所说,只当作“小节”,不过是消耗了一点资源而已,强调一下草草了事。

  其次,我国古代颁布的“禁奢令”多是出于维护等级制度、捍卫“家天下”统治的需要而出台的,与“礼”的问题纠缠在一起,只在穿戴、居住、出行等方面进行等级规范,“标”都治不全面,更难以触及“本”的层面。

  第三,抓而不实。如清代的《大清通礼》,虽然篇幅浩繁、规定详尽,但它“藏在官府,民间罕见”。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这回事,还怎么抓落实?

  以史为鉴,今人应慎之又慎。

  (瞭望智库(zhczyj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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